第50章 不结婚是会判刑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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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年，北京。

地下通道里熙熙攘攘，没有人注意到人群里默不作声的邱华梅。

她34岁，要去赴一场约会。

餐桌旁坐满和她同龄的女孩们，都没有结婚。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这些女孩被贴上一个刻板的标签：剩女。

“剩女”没有其他社会属性。无论她是企业家、科学家、大学教授、医生，只要没有结婚，任何女孩都可以套上这个带有奚落意味的称呼。

邱华梅深受其害。

因为没有结婚，邱华梅的外甥在邱华梅姐姐的指使下叫她“光棍姨”。姐姐甚至试图把她和村里的单身汉凑成一对，尽管对方年纪要比她大出许多。

听完邱华梅的这些讲述，同桌的女孩们无比愤怒：“如果谁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留余力地呛他。”“我不能接受他们绑架我的人生。”

反观邱华梅本人却充满矛盾：“我觉得那是他们的忧虑，那确实是因我而起的，我应该去解决。”

若干年前，邱华梅拼尽全力考进北京的大学。那时，她以为长大的代名词就是逃离。

可无论她走到何处，一条无形的线始终紧紧束缚着她，让她无力逃脱、无法呼吸。

·【2】

山东滨州的农村，有一种婚俗。

女儿出嫁，家里要陪嫁新被子，名为“喜被”。喜被的数量少则六到八床，多则二十床，大张旗鼓地摆在新房里，陪嫁的被子越多，这家人就越有面子。

邱华梅每次回老家，第一眼就看到炕头上的棉花。几大袋棉花塞得鼓鼓囊囊，那是母亲给她攒的，用来做喜被。

尽管家里的旧被子已经不再暖和，母亲也没有动过这些棉花。

它们堆在这里的时间长达六七年，表达着家人对她无声的谴责。

邱华梅家里，堆积如山的棉花

邱华梅是北京一家港资律所的律师。

工作场合中，她飒爽干练，舌战群儒。律师是与人心打交道的工作，看见过太多人情冷暖，她处理得游刃有余。

可回到家庭的角色中，哑口无言才是邱华梅的常态。

34岁还不结婚的她，被家人视为异端。

婚恋话题像是一颗定时炸弹，红线是好久不见的团聚，蓝线是日渐衰老的父母，亲戚邻居再一登场，引线立刻就被点燃。

战争从一句“还没找对象呢”开始。

父亲以理服人，搬出他理解的《婚姻法》作势：“法律上都写着20多就要结婚了。”

母亲以情动人，用前年那场大病做筹码：“我身体不好，总是生病，什么时候你结了婚，我也不用再惦记你了。”

坐在一旁的姐姐再添把火，话说得一句比一句扎心。

“你一天不成家，咱爸爸妈妈就一天不放心，始终在心上挂念着你。”

“咱爸咱妈说实在的，哪里惦记过我们这一帮了（指成婚的姐妹们）。”

邱华梅反问父亲结婚有什么好处，父亲回答：“不是好处不好处，就是应当结婚的年龄。”邱华梅又问已经结婚的姐姐，觉得自己哪里幸福，姐姐岔开话题。

顶嘴的她再次引起一波指责，往常让家里引以为傲的高学历成为她的原罪，亲戚们开始摇头叹气：“唉，学傻了。”“不正常了你都。”

没有人再把她看作是家里的小女儿，不结婚的她成为家族之耻，让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

邱华梅问：“不结婚是会判刑是吗？”

“不结婚就得判刑！”姐姐冷酷地回，“不结婚，再幸福也不叫幸福。”

可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感受又如何，这家人统统讲不出口。

话说到最后，姐姐说了一句：“是，成了家心累，可哪一个不成家啊。”

话里话外都是矛盾。

·【3】

“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不结婚的话，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嘲笑你。”邱华梅承认，正是因为“不结婚”这件事，把她原本顺遂的人生搅得一团糟。

无奈之下，她把自己摆上婚恋市场，让人挑挑拣拣。

回到北京，描好眉眼，邱华梅走进一家婚介中心。

“红娘”应声走来，寒暄之后，问起邱华梅的择偶条件。

邱华梅耸了耸肩，说自己要求可能比较高。再追问一下，发现要求也不过两点：一，受过良好教育；二，尊重女性，承担家务。

金钱、职业、家世、样貌，邱华梅统统没有提，但就因那句“尊重女性”，红娘犯了难。

红娘对邱华梅说：“我说话可能直接一点。我看你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年纪又真的很大了。”

言外之意，邱华梅的条件在市场处于劣势，并没有挑选资格。

邱华梅反驳她：“我觉得我年龄很好啊。”

“你那是自欺欺人。”红娘语重心长，“如果你现在谈恋爱，最起码要一年吧，再怀孕的话就是35岁。36岁生孩子就算是高龄产妇了。”

邱华梅干脆说：“如果我选择不生孩子呢？”

对面的红娘被吓得语无伦次，似乎邱华梅争取的“生育自由”像是什么忌讳一般。

她赶忙告诉邱华梅：“既然你选择婚姻的话，你就不能够选择不生孩子。”

最后，她嘱咐邱华梅，现在的性格有点硬，“还是希望你柔和一点”。

就这样，邱华梅的相亲生活，开始了。

第一位男嘉宾，同样来自滨州。

刚一见面，男方就开始查户口，问邱华梅家在哪里，层层盘剥下来，直到听说邱华梅来自农村，他露出自信的微笑：“我县城的啊。”

“滨州那地方太小了，发展不起来的。回老家的那些朋友们同学们都结婚生子了。”男人评价着自己的家乡。

谈到出来相亲的理由，男方说是因为家里催得紧，自己又是独生子。在听说邱华梅家里有五个姐妹之后，男人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

邱华梅问他，如何看待“家庭里男人是一家之主”的大男子主义。

男人辩解称，家庭地位由经济基础决定，比如他的父亲原本掌握话语权，但当他母亲的收入支撑起家庭的大部分支出后，“腰板越来越直”。

“那你成家后会不会延续这样的模式？”邱华梅直问。

“我还是希望我占主导地位的。”男人回答，“我不希望女生比我强太多。”

第二位男嘉宾，是邱华梅在相亲大会上认识的。

一排排桌子整齐排列着，桌子两旁坐着男男女女，两两相对，面面相觑。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配对的男女做一些活跃气氛的小游戏。在来往路人的好奇打量中，邱华梅和男人开始互相了解。

男人一开口，就说自己现在的年龄已经不适合恋爱，想直接进入婚姻。邱华梅尴尬地笑了。

相亲的过程中，一见钟情是童话，一面否决才是现实。

邱华梅在餐厅里和新的相亲对象见面，对方一听她来自山东，就说：“交个外地女朋友我的压力会很大。”

后来她去了相亲角，这个身处公园角落里的相亲圣地，更像是现实中的市场，明码标价。

一页页A3纸张贴在墙上，或整齐地码在地面上，身份、年龄、收入等标准罗列其上。纸张后面，站着满脸焦灼的父母。

邱华梅一一走过这些“招聘信息”。

有的要北京户口，她不符合。还有人一听说她的律师身份，吓得连连摆手：“律师多厉害啊，拿几条法律我就完蛋了。”

人像商品一样被交换着，年龄、长相、收入都是商品的增值属性。

相亲角里鱼龙混杂，唯独找不到邱华梅想要的尊重与爱情。

“就像中国女人之前裹小脚一样，好像鞋子就是小一号，你脚多大都得钻到那个鞋子里面。

对于鞋很小的那些女人，穿上去可能比较舒服。但是对我这样喜欢到处乱跑的，对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梦想的，我就觉得我的脚太大了，穿上去夹脚，疼。”

邱华梅回想自己这一生，好像永远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