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台湾 高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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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就这么决定了。去通知卖家吧。」

我虽愤怒至极，但又能如何？

回到总船长办公室，我在所有人面前发泄怒气。

「我真不知道那个老头的脑袋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不记得就在17年前，日本人还用枪炮、坦克和战舰狠狠地攻击我们吗？那些武器有多少就是新潟公司制造的呢！多少中国人是被新潟牌武器杀死的？不就是他负责供应我们军火去打日本人的？我听说他当SH市长的时候，有半吨珠寳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失踪。我真怀疑，难道在这个遗失事件中，他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吗？」

「好啦。谈点别的吧。」总船长指了指他背后的董事长秘书，打断了我的话。此时此刻，我根本不在乎这话是否会传到董事长耳里。这传闻一定是事实，报上都有登载。

第二天，董事长召开了一个会议，他特别指定我务必出席。

「我和主任工程师在修船场有一个重要会议。」我告诉董事长秘书：「这是事先安排的，不能改变。」

我知道后续的事是，这个会议顺延到第二天，而且再次要我出席。

下一个早晨，我走进会议室，看见围着一张长桌而坐的，是所有部门的主管。我从来没和这么多顶头上司同处一室。因为我不是固定的出席者，所以被要求坐在远端。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参加海外进修计划的口试，但心情截然不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董事长走进来，坐在长桌的叧一端，并拿出了一张纸。

「我是共产党接管上海前的最后一任市长。在匆忙撤离的混乱中，一只装着全市财物的保险柜遗失了。到台湾以后，我把它写成报告呈给了陈诚副总统。四年后的今天，我听说我被指控侵占了它。小周，是你指控的吗？」

虽然当我在董事长秘书面前指控他时，已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提及，还是十分震惊。他否决了我为改装拖网船主引擎所作的选择，在盛怒的当下，我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

顿时，我像被困在东沙环礁上那样口干舌燥，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我感到有人在桌面下踢我的腿，坐在我旁边的是总船长杨子顺。这一踢，把我从恍惚中拉出来。

「是我。」我说。

这正是我在东沙失事调查会上被问到「是否在撞上礁岩搁浅后，立刻操作引擎倒退」时所回答的话。

「这里有一封陈副总统的来信，排除了我有任何疏失。」董事长的声音把我从萦绕的回忆中震醒：「我要你看看这个，小周。」

他的信绕着桌子传到我手上。

「在戒严法下，散播谣言是要被处死刑的。总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好友，我只要拿起这个电话筒…」

我又被人在桌子下踢了一脚，随即听到一句耳语：「说你弄错了。」

我把信纸举到眼前，只看到一些模糊的黑点，甚至说不准我拿起的纸是否正面朝上。

我感到脚又被踢了一下。这次是坐在我另一边的港务工程师桂祖凯。他小声地说：「快道歉！」

我试着看清这封字迹潦草信，却辨认不出一个字。

接着听到一个机械式的声音，从我干渴的嘴里发出来：

「我犯了一个错…」

桌子下面又踢来一脚。

「我道歉…因为没有查证来源就作出指控…」

随后听到董事长平静的声音：「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的。」

董事长转向围坐着桌子的所有人：

「你们不能相信那家小报的报导。我要你们听好，现在这个房间里所发生的事，就让它留在这个房间里。如果有任何消息传出去，我要你们所有人负责。」

直到当晚上床时，我才意识到这场会议的严重性。黑暗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场景纠缠着我。

李德顺就是在像这样的夜里，被从床铺拖出来，不由分说地被蒙上眼睛带上吉普车。之后，他被迫在强光下进行疲劳审讯，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质问，诸如「你为什么来台湾？」「来台湾之前，你是做什么的？」「你都读些什么书？」「你和谁联络？」「你的任务是什么？」

「任务？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打鱼。」

「休想骗我！你要向谁汇报？」

「在海上，我不用向任何人报告，我是船长；在港内，我向总船长报告。」

「总船长向谁报告？」

「我不知道。」

之后，他又被蒙上眼睛带回住处。他发现住处已被搜查过，没有遗失什么。没有拷打，也没被起诉。从此每天晚上，他等着那些人回来把他投入监牢，就像王书南、周明耀那样。但王和周被捕有个理由：他们在撤出上海后，拒绝把船移交给军统，并宣称船是属于联合国的。李德顺跟他们不一样。

那些人再也没出现。

李和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丢了毕生积蓄，但总算在夜里能安心睡觉。

李是香港注册的拖网船船长。有一天，船才刚出港，他的一个船员走上船桥，用枪抵着他的头。不由分说把他和大副丢进冰库。

两天后，他们被带回甲板。两天没看见陆地，这个叛徒无法分辨船位。他告诉李和年及大副，只要帮他把船开到台湾，他会向当局报告：在劫船事件中，他们和他站在一起。

李屈服了。

两天后，船到达高雄。包括船长、大副在内的全体船员，被安排披着上有「自由斗士」字样的红色彩带游街。

他丢了船，但保住了命。

越想这些就越清醒，我叫醒陈家琳对他说：

「如果我被抓走，就打电话给这个人。」

然后我给他一个号码。

「这人是谁？」陈问。

「我在农复会的英文老师。」

「为什么不打给你的朋友高玉树？」

「他是个政客。你不能相信政客。」

「他是台湾人。你告诉过我：他有很够力的黑社会人脉。」

「但亨特夫人是美国人。」

「美国人」一词才说出口，我就迷惘了。在未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我是个典型的爱国者。我痛恨看到基隆港里的美国军舰和街上粗暴的美国水兵。我曾发誓要把外国势力赶出中国；但当我受到威胁，首先想到的却是寻求美国人的保护。这种心态不是与我的父母和政府一样吗？他们照本宣科地教育中国人学习科学和西方文明，张牙舞爪和侵略者战斗；甚至在撤退到大后方前，焚烧土地、挖掘壕沟来对抗入侵的日寇。但当孩子们生病了，父母带我们去看西医；当一群同胞想法和我们不同，并企图改变社会结构，我们的政府就转而向外国政权求助─特别是美国─来帮助击退他们。

果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两艘铁壳船帕豪号和阿瓦特里号终于改装完成了。当它们出厂进行处女航时，我被冷落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