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桂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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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澳门两星期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桂林。
妈妈的名声比本人早到一步,已经有一份在小学教英文的工作等着她。校方提供给妈妈一间与同事合住的宿舍。她的室友很好心地让她带着十一岁大的三儿,共享摆在房间另一端的床铺,这样可以在两张床之间留出一个可安放一张书桌的空间。她为泰德和我找到一所距离市区五公里的寄宿学校。
我们的学校是以推翻满清的革命元勋胡汉民来命名的,目前由胡汉民的前秘书在管理。他也是个革命家,强调自立自助,校园内不准许任何形式的服务,学生必须自备寝具到校。
泰德和我背着铺盖卷儿、装衣服的麻布袋、肩架、锄头和小桌板,出发去学校了。
一出城,我们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大片无尽延展、已灌溉过的水稻田中。没有路,只能走在分隔田亩的土堤上,除了一对站在及膝田水中的白鹤,以及一头放牧在田野里吃草的黑色水牛,看不见一个人。
这就是中国?它所呈现的和我所知道的中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所认知的中国是建筑物、街道、拥挤的人群和城市的喧嚣所组成的,只有在公园或花园才见得到生长中的绿色植被。
我们像玩杂耍那样把本来应该扛在肩上的架子、锄头和小桌板拿在手上,艰难地在狭窄曲折的土堤上保持着平衡。没有地址,也没有路线图,只是照着出城前最后见到的行人向我们提示的大概方向前进。
我们很快就迷路了。这时看见一个农夫,正弯着腰站在田水及膝的田里工作。
「老乡,汉民中学在那里?」我们问他。
「你们是说学校吗?」
「是的。」
「看得到远远那座有一个洞的山吗?」他指着远处河边的一座山:「还不到那个洞。只要对着它直走,学校就在山脚下。」
「那个地方叫什么?」
「穿山。学校可能叫同一个名字。」就在为我们指路的同时,农夫看了一眼我们背上的负重。「我说,你们这两个学生,」农夫问:「你们手里为什么拿着肩架?」
「这是学校的规定。」说着,我们把锄头和小桌板亮给他看。
「这个架子是用来扛东西的,我做给你们看。」
农夫把两根杆子一边一根分别绑上行李,接着说:「现在把它架在肩膀上,稍微举高一点让它平衡。这下,是不是觉得好一点了?」
这些农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山脚下,只见浓密的树丛里散布着覆盖瓦片的房舍。我们穿过树林,来到一簇平房,门前有一块牌匾写着「汉民中学」。
这个地方看起来像出自中国山水画,完全与我们至今所见的中国内地其余部份完全脱节。所有房舍显然是就地取材,用竹子和泥巴搭建的。正如妈所说的那样,既没电,也没有供水或排污设施,当然更没有抽水马桶。
在平房之间有着许多茅草覆盖的亭子间,下面就地挖个坑就成了公厕。因为只供单人使用,所以没有男女之分。它的好处是坑挖得很深,而且开口很小,因而没有一般开放式便坑的难闻气味;苍蝇飞不到底,自然就不会长蛆。
「这是个自立自助的校园。」新生训练时,校长对我们说:「除了厨子,校园里不允许有服务人员。你们必须自行携带寝具和随身用品到校。老师也和学生一样,自己到河里洗涤衣物。我们自行清理和维修校园里的所有设备,包括打扫院子、修补道路和围篱。自己挖坑当公厕,等坑填满了再挖新的,然后移动茅亭,安放在新的便坑上。」
他似乎对这项新奇的发明感到骄傲。我疑惑的是,这到底是一座学园,还是劳改营?他接下去说:
「你们会在汉民学到一件任何地方都学不到的事,那就是尊重我们的土地。所有取之于大地的,都要还之于大地。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照顾它,不准乱丢废弃物,不准随地吐痰。」
包括校长在内,学校里的所有人都说国语,这是政府目前正在推行的,但面临那些方言拥护者的抗拒。所谓的国语,是从我们在家里说的北京话衍生而来的,很多事物的名称用国语说,都和北京话很不一样。举例来说,我们把肥皂叫成「液脂」、用「坎肩儿」来称呼背心、「波罗盖」是指膝盖。我们不可以说广东话,然而泰德和我在谈话不想被人听到时,还是会讲广东话。为了避嫌,我们有时会用在澳门发明的口哨当信号。
我从没见过像汉民校园那般的黑夜。我一向怕黑,也会在黑夜里作恶梦。有一晚醒来时,膀胱胀得快要爆炸,我不知道怎么办,绝望中,我大叫:「有小偷!」
这下,整个宿舍都被叫醒了,但没人抱怨。过了一会儿,所有的公厕前都大排长龙。每个人都得到了教训:晚上不喝水。
桂林不是殖民地,也不是租界,甚至连一间教会学校都没有。这是我们的领土,所谓的「大后方」。
我不解的是,假如我们不能比殖民者在我们其他土地上所做的更好,所谓「我们的领土」这样的称呼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殖民者没有把现代化带到中国,今天的香港、澳门、上海和青岛会是什么模样?会跟桂林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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