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朔风万里征人还，凭君封侯间（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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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见范纯仁说的头头是道，知其更潜行于世，若论政才范尧夫绝对在苏子之上，只是范尧夫就没有苏子这般多的顺从者，然而苏子生性洒脱，真的托付了江山，不知是否是玩票。若真的是玩票，此等江山所托，恐怕亦是所托非人。念及这些，高太后又有点忧心忡忡，不过自打这西征起，苏轼在汴京城行事确实也是兢兢业业，若还不授其官职，也说不过去，于是高太后温声询问苏轼“苏子入宰，可有准备好呀？”

苏轼笑言“为国效力，本为臣子本分，只是苏某也已年华不少，而且喜荡历于江湖，恐怕难副实事。”苏轼果真也是脑子不好使，本朝最大的官就要落到他的脑袋上，却只顾言快活。

高太后有点不悦道“苏子之意，似有抗拒呀？有何顾虑，不妨直说！”

苏轼说道：“非也，苏某并不想抗拒其事，只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王（安石）公所失，皆因反对者势强，司马光所失，亦是因为如此。所以臣若入宰，必依我三大事，一、任贤用能，不忌惮其所过，亦不畏其所旧势，二、摒弃党羽亲眷，三、还政于君。”

听到这些言语，各人表情各一，首先是高太后疑惑，这苏轼看来早就想好了入主宣德殿的条件。其次是黄履，崔淹等旧党之人心急不知所措，而更严重是的高公绘和高公纪等人的惴惴不安，因为他们就是苏子所提出的明确要摒弃的人，即所谓的“摒弃党羽亲眷”。当然也有高兴者，那就是依然在殿上端坐却无甚发言权的赵煦，不论如何说，这“还政于君”话确实说的十分大胆，也让赵煦心头一热，这是快要自由了。

高太后对苏轼此言显然格外的反感，因为她自己还想维持现状，或者至少不应该大变，然而苏轼所言却要打破现状，而且已然想好了要掘动这汴京城上好的风烟。高太后先是气了一阵，而后想想，自己年事已经高，身体又不好，何必在乎这些利益，不如就权系苏子，或可看到另一番景象。于是几经权衡之下才说“就依苏子所言！”

此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因为苏子所行，向来与官家所悖，这次官家这么爽快的答应苏子的请求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此时赵煦倒是耸了耸肩，似有欣喜；高公绘高公纪则蠢蠢欲言，难以掩饰其恐惧之色。

高太后见众人反应，熙熙攘攘的朝会犹如菜市场，急忙喝止，言道“苏子所言，亦是哀家所愿，只是想听苏子详解。”

苏轼拱手道“其一，任贤用能，不忌惮其所过，亦不畏其所旧势，说之简单而行之极难，官家且不闻，王（安石）公当政，建立了一套法度，所沿用之人才皆是旷世之才，然而等到王公去，司马光掌，一应废止，旧人一概不用，旧制也先后废止，更有如吕公（吕惠卿）者，乃一介文臣，执政朝堂三十年，却被贬边关执剑御敌，可不是人才之浪费，再如唐国昌，明明含冤数十载，却无人问津，初来汴京，就遭逢‘横祸’，岂不真让世人叹息。”众人纷纷附和“是呀！是呀！”，苏轼接着说“无才德者，却身居高位，戕害同僚及百姓，岂不是浪费大宋的资财，臣建议削去‘高门’之官职权利，令其自行考取功名方可入仕，否则永不续用。”

这“高门”虽然指的是汴京城那些因父祖辈所荫之人，但更是指太后所领衔的高家，这高太后心中能开心才怪呢，但为了顾念大局，还是咬牙说道“就依你！”

苏轼又急出口“还政……”苏轼未及完全说出口，然后斜眼的撇向高太后，显然是不敢直视，看来苏轼还是有所顾忌的。

高太后知苏轼有难言之隐，遂补充说道“你想说的是‘还政于君’”，赵煦侧身而动，未出言语，高太后接着说“煦儿如今已经年过十六，是该当起这大宋之主，吾已经不能再主事了，况且最近病体难行，应该让煦儿多出来作为一番。”说完此语，又急问“蔡卞，赵挺之，你二人这么多年潜心教导煦儿，对我煦儿的能力有和提议，说来看看。”

蔡卞出言“臣教授殿下（赵煦）经史子集，书画礼仪，至于理政之才，皆有赵挺之所授，臣不敢有半分僭越。至于经史子集，书画礼仪，殿下之才能亦是常人所不能及，《论语》之章乃是殿下之便宜之作，《孟子》之论亦可信手拈来，至于《汉书》《晋书》《唐书》亦是文出而思之，如灵犀入境，便宜而为。”

高太后道“为君者当晓经义典籍，若真如蔡元度（蔡卞，字元度）所说，当可考之？以视蔡卞教授之功。”赵煦突显紧张之色，高太后又转向范纯仁“尧夫精通天地阴阳，玄象万方，可否问之一二，以鉴煦之文才。”

范纯仁应声，而后转向赵煦道“殿下，古之有贤文，为君之文，为臣之文，为民之文，以你之见，何文易成经世之章？”范纯仁此问旨在考察赵煦涉文是否为广，所谓君，臣，民三者之文都有涉猎，才能有能力答之。

苏轼急忙出言道：“尧夫兄，此问未免太过宽泛，殿下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范纯仁听了苏轼的话，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话已出口，无可挽回，不知所措般的无可奈何，急向众人摆手示意。

赵煦先是惊异，而后释然，言道“自古为君者，作文甚少，能出众者，凤毛麟角，至于经世之文则不可谈，不过有雄风在者如汉高祖文‘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叙述宇宙之变幻，叹天地之雄哉，感人间之无奈。亦有汉武之章‘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与高祖之文皆有异曲同工之秒，雄浑豪放，而有慨叹，可为经世之文，雄踞人君之章首。然则君之文毕竟寥寥，不足以匡扶后世社稷。又有民之文，多为采集渔猎，小家厮磨之文，这一类文多为叙述情景要旨，不为经世社稷所用，如《国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论稷之苗，又言知音，只在你我，而不在天地，厮情有余而雄欲不在，难成经世之章，但也少有的《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可振我三军将士，虽不为经世之文，却能起经世之事。真乃叹服。”

赵煦停顿了一下，又调高嗓门而言道“若论经世之章，还得说是臣之文，自古君之劳碌而民之无识，可是臣皆上可携万顷苍耳，下可数黎民百姓，文词阙赋无所不通，经史子集无可不晓，易出经世之文，如范文正公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可谓是臣之集萃，人之蛟龙，可叹服，可敬佩。”

说到这里，众人纷纷夸赞赵煦聪颖，所携文词正是出题人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所写，若为得分，必然会是高分。

赵煦又说道“古之有《过秦论》（贾谊）论秦之过，前朝亦有《阿房宫赋》（杜牧），再有我朝有《六国论》（苏洵），此三者之文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但却说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论点不同，世间奇妙之事就在于此，同一件事经过不同人臣之言，必可发散多方感叹。有可谓言之凿凿，有可为妙语连珠，不论若何，都皆是臣之绝唱，非君，民所能作，故而范尧夫大人所问，已有答案。”

众人称赞，“妙哉！”。

范纯仁回禀太后“官家，殿下之文能已达贤帝之列，可放万心。”

高太后凛然而言道“既然煦儿文才已达贤帝之列，可是贤帝则不仅仅需要文才，还需要政才，治国理政可不仅仅是舞文弄墨，还要济世之才，哀家也要看看赵挺之是否也教授得当，那么苏轼你来问煦儿关于治国理政方面的知识。”说之间已将目光转向苏子。

苏轼出班拱手言道“殿下，我朝至太祖始，就以文人邦制以立天下，虽然政局平稳，但是时事动荡，所谓废旧革新，数度难成，可知其意，当作何解？”

苏轼此问正是切中大多数人的要害，大宋乱局正是不可不提的新旧党政，这也是抛给高太后及众人最好的一个议题，更是想借赵煦之口，掀起一场辞旧迎新的风向。

赵煦不慌不忙的答曰“文盛则可长治，武盛亦可长势，祖宗之高策虽可定万世！然今世春秋，文则乱在内，武则乱在外。诚如苏子所言，朝中动荡，有才德者多为贬谪消磨，政法也有朝令夕改之过，百姓闻变法而生怯，切肤之痛也，愚以为世间少一能君，可统辖各方异议，定夺各将争执。再说目今天下，四方豺狼，若无武力应之，家国不保，文则难存，大宋少盖世英雄，为君者皆因求将若渴才得保四疆安定，吕公（吕惠卿）者乃是国之良将，可为统帅，唐国昌者，乃国之英雄，可为天下往追，四方顺应，若我为君，必要使文武即盛，天下太平。”

高太后闻之欣然道“我儿可尽说之，我也想知道汝一个少年人如何拨正此局？”

苏轼则道“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自古文政向来没有统一的说法，多数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到头来最多是互相交流，甚至可能相互攻讦，此乃文之弊端，并不可成实事。不过既然是考策，殿下尽可大方言辞，至于施政，还需要众人商议才行。”

赵煦见众人都来想看到他的想法，于是鼓起勇气论道“虽然新法与旧法之优劣未有明断，但是新旧之争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断断续续相争了几十年，要是一时就能做个了结显然是不妥的，但尽可从数方面来断之，首先，之所以要出新法，自然是旧法已经不适用，迂腐陈旧的东西必然要为新的代替，然后所为‘新’也不一定就是全然是优，可是‘新’要是施行，必然要除旧，除旧则遇阻。若是新法施效得当，可带来可观的效益，替旧也能顺当，怕只怕在新法未见新意，却白白除了旧法，因而得不偿失。故而新旧之争，实为利益之争。”

苏轼见赵煦说了一大堆，并未说出新旧之优劣，有点不淡然，遂出言道“殿下所言，旧法不适时机，故而用新法代之，所以从大局上看，新法要优于旧法，这是时间发展的潮流。”

听到苏轼如此说到旧法，有一些人就不淡定了，其中旧法之拥护者吕大防急不可耐的出班言道“苏子所言差矣！破旧推新本来是无可辩驳，但是若是认为新的就一定是好的，这种论调未免太过偏颇。就如朝阳过计，成正午之阳，可以谓之新日胜旧日，若再待时光去，则如晚霞之夕辉，悄悄燃尽，怎能再比那朝阳与午阳，盖万物不能以新旧论。”

苏轼面对吕大防的驳斥，深叹腐朽者之无耻也，但是苏轼刚刚又说“任贤用能，不忌惮其所过，亦不畏其所旧势”故而还必须拉拢劝导吕大防，故而温声言道“微仲（吕大防，字微仲）所言也是，新旧之论不能拟之好坏，但是微仲之朝阳，午阳，夕阳论也未必能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