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转基因问题会引起社会争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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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其实一直到2009年和2010年，这些事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其实还是有限的。真正引爆舆论对转基因议题高度关注的关键事件是2012年的“黄金大米案”。2008年，三名中美科学家在湖南衡南一小学对25名儿童进行了服食“黄金大米”米饭的实验。这些“黄金大米”米饭是由其中的美国学者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携带入境的，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这实际上是一种富含胡萝卜素的转基因大米。基于这个实验结果的论文在2012年8月发表。

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力量对这篇论文背后发生在2008年的实验过程进行了曝光，立即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科研项目过程监管、科学家科研诚信、职业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触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乃至可能危害的担忧和恐慌。在微博微信平台，一时间出现了大量不乏基于想象和臆测的解读、流言和争议，特别是把本属科研伦理方面的问题与黄金大米本身的食用安全性问题，有意无意混为一谈。从相关舆论的演变看，存在着特别明显的讨论框架的偏转现象，即原本属于科研伦理和科研监管性质的问题，因为民众缺乏对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足够的信任，以及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监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知识，使得讨论的话题焦点被各类舆论领袖轻易引导和设置，议题的性质和框架不断扩大和蔓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进行转基因相关研发背后的动机和社会后果，成为社会化媒体推动下的网络舆论真正的焦点。

“黄金大米案”不久，XXX质疑转基因安全性点燃了“反转”和“挺转”两个阵营之间在社会化媒体上持续两年的激烈争论。

2015年3月26日，XXX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提问环节与复旦大学卢大儒教授发生了长达17分钟的争论。至少从当时现场效果上看，争论以XXX的“完胜”告终。这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负面感受。同样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转基因科学家和媒体人士的公开辩论，此后再鲜有转基因科学家愿意站出来，跟公众和媒体就转基因科学性和安全性问题进行直接、公开的辩论。我个人觉得，2016年前后国内对转基因的负面舆论达到了顶峰。

……

首先来谈谈转基因议题上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科学院发布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号召科学家和教育机构更加重视面向公众的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教育。其背后的假设是，公众之所以对科学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产生种种误解，是因为公众对科学的不了解，这就是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所代表的看法——即公众对科学不感兴趣或不支持是因为不了解——很快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很片面的。但从中所强调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则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只不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直接的、线性的，很多时候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和中介，这些中介因素或调节因素包括人们对有关科技的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信任等。此外，知识水平和态度或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线性的。很多经验研究表明，知识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倒U形的，即对某一种新科技很不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人，对其风险的感知，都比对科技大致有所了解的人高。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常常彼此出现不一致，这其中除了科技本身的类型和性质不一样，也和我们所调查的人群的特点有关系，当然也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情景有关。所有的争议都是发生在特定而具体的社会场景中的，这是我们理解包括转基因在内的争议性科技的各种社会舆论时需要注意的。

关于转基因议题上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课题组对清华的老师和学生曾做过两轮调查，发现二者之间是有清晰的关联的。我们将受访师生根据其所属院系专业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生命科学、医学、化学系的师生，第二类是非生医类理工师生，第三类是人文和社科师生。调查发现，这三类人群对转基因相关的事实性知识水平（factual knowledge）是依次递减的；而他们对转基因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也是依次递减的，关于转基因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十分明显。值得再次提醒的是，对转基因了解程度和支持程度这样直接的正向关联性，是基于清华师生这样相对比较特殊的群体得到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年2月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子刊Human Behaviour（《人类行为研究》）上的一项研究。简而言之，根据这项研究，极端反对转基因者，是那些科学知识最少，却自认为知道的最多的人。这里所谓的“自认为知道”，指与前述“事实性知识”相对的“主观性知识”（perceived familiarity），即自己觉得对某一事物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都有大量的讨论和转发。这个研究的有趣也是重要之处在于，所谓对转基因的知识，其实我们需要区分人们对转基因相关技术的实际知识和主观知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感觉。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文献里面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因为可能不同的研究中，对知识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我国近年来围绕在转基因问题出现的舆论撕裂现象也许有一定启发：很多反转人士其实对转基因的了解是有限的，但他们可能自认为对转基因已经非常了解，并因而拒绝或者不再重视对相关科学知识或发现的学习和吸收，因此始终持有既有观点或看法而不加调整。

下面谈谈另外一个影响人们对转基因态度的关键因素，即信任。为什么信任非常重要？如前所述，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完全藉由认知来形成态度。当我们自身不具有这样的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只能参考所信任的人或来源对转基因这类事物的态度和评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看法。因此，信任因素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态度过程中，常常扮演了关键角色。信任的来源，无非是能力和德行。具体到转基因问题，民众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持什么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尤其是转基因科学家、政府主管部门、媒体在这方面的态度以及对其研究、监管、客观真实报道的能力和决心的信心，即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公信力高，科学家或政府主管部门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看法或态度，就能有效影响、传达给民众；公信力不足，则无论怎么进行科普宣传，效果也十分有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即出现传播学中所谓“对抗性解读”现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专家、政府还是媒体，普通民众有时是把这些本来也是由不同群体、部门组成的松散、多元的集合体，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看待的。

因此，当专家群体中出现不同的声音、XXXX中出现不同的表述和意见、媒体对转基因的风险收益有不同的侧重和刻画时，民众很容易感到惶恐和无所适从，其对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整体信任也容易因此动摇。这就为社会化媒体上、各种人际网络中所流传的转基因相关流言和谣言提供可乘之机。信任——无论是对研发机构的信任还是对政府技术监管能力和决心的信任——对人们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已为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包括我们自己完成的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事实上，我国这些年与转基因相关的社会争议持续不断，很大程度上和民众对社会和制度环境的信任或信心不足有关。

（作者：金兼斌，来源：墨子沙龙，发表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