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太平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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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6月17日

在日本停留35天后，我们离开了横滨。从好处想，避开了包许哈特船长警告我们的北太洋的30呎高杀人浪；从坏处想，错过了横渡大西洋的游艇赛。就在我们向太平洋进发前一周，它已经开赛了。然而，在这段期间，我们完成了不少事：修好了旋转式抽水机、制作了主帆架、安装了两个避震器，用来吸收海浪对舵柄的冲击力；多做了六支备用舵柄，还填塞了船底的裂缝。这个工作需要干船坞，我们花光了口袋里的钱还不够支付。

到日本之前，日本人给我的印象是没有个性，且缺少同情心的冷血动物，所有的行动都听从威权，连犯下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战争罪，也是服从命令的集体行动。他们从不质疑日皇定下的规则和命令，甚至到达可以为它切腹或执行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的程度。但停留在横滨及横须贺的这一个月里，我没有看到任何这种现象，所遇到的是有如中国农民般温暖而友善的人们。我发现他们是我所见过最整洁、守纪律又最有礼貌的人。他们生活俭朴，却对我们很慷慨。

这个国家没有天然资源，战后也没有工业。虽然一般人每天的伙食只有萝卜干和鱼干，却有个鱼贩子送我们新鲜的鲭鱼；还有一对开小杂货店的夫妇送我们新鲜蔬菜和清酒；一位理发师免费帮我们理发；一间公共浴室的老板邀请我们去男女共享的浴室洗澡。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吗？在上一次的战争中，美国人与我们并肩作战，却不愿意让我们接触他们的日用品，也不让我们使用淋浴设备。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只能从以往的渔夫伙伴所用的语言中，挑选有限的词汇诸如谢谢、打扰了、早安之类的常用语，来回答我们的居停主人。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所有的新朋友都到码头上来送行，我们也只能挥挥手说莎哟那拉(再见)。

当年入侵中国的，会是像这样的一些人吗？

我们需要被拖出港。都已经航行了1，200浬，还不能在狭窄的水域调动帆船吗？这一定让这些为我们祝福的人感到奇怪。

一出了防波堤，来到东京湾外海，我们立刻像沙滩上的海狮被放回海洋那般活跃了起来。跟进来时一样的水域，但那是在夜晚；此刻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操作起来，就像在自家后院那般熟练。我设定的航线是驶向北纬40度线，根据气象图的指示，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持续向东吹的盛行西风。在那个纬度的洋流也汇入相同的方向，而且它不在大洋航线上。没有任何光线，连一盏航行灯都没有，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可以避免被撞。但这种状况还是发生了。

就在前往北纬40度线途中一个无风的雾夜里，我们遇上一艘船，看不见它，只听到它的雾号。我们先用手摇式雾号来回应；为了确定它听到了，又大吹海螺、敲打锅碗瓢盆、在白帆上打手电筒。在没有海浪咆哮和狂风呼啸的情况下，它应该听到了。可是那艘船的雾号却越来越响，直到我都听得到半没在水中的螺旋桨搅动海水的声音。我们赶紧拿出橡胶筏开始充气，那得花多少时间？必须在离船之前将它充饱气。太迟了！我们从舷墙上解下竹竿，幸好那是捆好的…接着，大船的螺旋桨忽然加速，不到两三分钟，就再也听不到搅动海水的声音，雾号声也越来越微弱。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落水啦！」当看到一支孤零零的舵柄在黑夜里摇摆，却没看见舵手，我开始大声叫喊。

我们刚进行过一次顶风转向。通常的做法是把舵柄用力推向背风面，再把它系在舷墙上固定好，直到船艏成功转向。海面不平静，但没什么大浪。马可认为他够高大强壮，可以握着舵柄不必绑牢；他甚至认为不必那么麻烦用手去握住舵柄，而是把脚踩在舵柄头上，好像在一块石头上刮除鞋底的泥巴那样。这时，一股看不见的大浪从他背后潜到扇形船艉下方，以直角打在水下那支4’x13’的船舵上。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使6呎长的舵柄像支弹弓，直接把马可扫过横梁和船舷。在这样的黑夜里，根本不可能把马可从暴风中的海上救回来。光是调转船头，最少就要花上十几分钟；而且不知道从他掉进海里的地点，我们又已经走了多远。

幸好这次调头不成功，帆船停止不前，松脱的帆索掉进了水里。当我们拿出手提灯越过船舷去探照海面时，赫然看见马可抓着一条松脱的帆索，我便像拉起一条死剑鱼般把他拉上甲板。

在港里不能操作舵柄很丢脸；在海上不能掌握舵柄，更险些要了船长的命。

我们终于到达北纬40度线，那里只有一些小型低压气旋。就像时钟一样，当它们在西北方生成时，风速只有蒲福氏风速表上的2级，刚好够扯满我们的帆。当它转北时，风力逐渐增强；等转向东，便达到最强的风力。感觉上一帆风顺，却没前进多少，因为我们会顶风调头。它最多持续半天；当风向转向南，风力开始逐渐变小。等它转成正西，风速会减到一种完全静止的状态。这是所谓的盛行西风吗？

因无风而停滞不前，是最可怕的时刻。这时，帆船会摇摇晃晃，像个喝醉的水手；船帆会重击桅杆，帆索会猛烈拉扯，就像一些巨大的手试图把船摇散。收卷船帆虽可免于重击和拉扯，但止不住摇晃。我从未在风暴中晕船，但会在静止中晕眩。在下一个低气压来到前，可怕的无风静止状态会持续半天，然后再经历另一次循环。

太平洋名副其实，平静到令人感觉无聊死了。甲板上听到的尽是争论，但交谈的时间越来越短，也越来越苛薄，几乎什么都能吵，诸如上海法租界的巴士是用柴油或汽油引擎；吞咽是否是肌肉收缩引起的重力作用；鲸鱼尾的裂片是垂直的，还是水平的…

1955年7月8日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07：00，北纬43°57’、东经179°59’

葫芦掌舵，我负责瞭望，其他人在床上。再过不到十分钟，我们就要跨过子午线，我准备在那里把小弟三儿的骨灰撒进太平洋，那样他可以横跨东西两半球，最终到达地球上的每一个凹洞和海滩。

我走回铺位，拿出葫芦的兄弟在过去五年半中帮我保管的骨灰罐。正当我要打开盖子的时候，葫芦问我：

「这件事，征得你母亲同意了吗？」葫芦问。

我愣住了，尤其听到这话是出自葫芦。

葫芦是告诉我达尔文和他的「生命起源论」的人。他说：「最初，所有的生命都是海洋孕育的。当我们冒险上岸时，还是必须带着它(海洋)在我们的体内运行，将养分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同时带走废物，就像海洋母亲在生命之初所做的那样。」

我自认为完全理解葫芦。他的理性、有条理、有目标、头脑冷静，对我来说，已到了冷血的程度。有一次我问他：如果他和他父亲因船难而流落到寸草不生的礁岩上，在没有食物，而他父亲又正好意外死亡的情形下，他会为了活下去而吃自己父亲的遗体吗？「当然。」他这样回答我。

「那不是太迟了吗？」我说：「我妈在上海，但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到达180°的子午线了。」

「也许你应该等到她给你一个答案。」

「我不知道你这么多愁善感。」

「这不是多愁善感，纯粹是常识而已。子午线永远在，但骨灰一旦撒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我们待在海上整整21天，什么也没看见。还要多少天呢？我们航行的方向正确吗？真的有陆地在前方吗？

对我而言，另有朋有可以「交谈」。每天，我盼望着日常的无线电通信。五天后，我接到如下讯息：

「我们正要把与你通讯的任务移交给旧金山电台(KSF at San Francisco)。建议你从明天开始，用周率8558千赫联系。与您通讯，我们电台每一个人都感到很荣幸。再见了，朋友。」

我看了一下经度，西经176°。难道无线电通信也有领域的规定吗？这些日本人真是一丝不苟地遵守规定！连无线电文都按照英文文法和句型。我切换到旧金山电台，马上注意到美国接线员的松散态度。第一次联系的结尾是：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明天3点整会联系。」

日本接线员会说：「我会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明天3点整联系你。」我比较喜欢美国的接线员，他的信息很少有需要破译的摩斯电码。要不了多久，我自己也变得马虎了。